直到现在，我还会想起那头耕牛，在被按倒在牛舍前的晒场上杀死时，眼睛里流淌出的泪水和那憨厚而又绝望无助的神情。
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秋天，我刚刚读完小学，人民公社生产队的体制在运作了几十年后开始逐步转变，我所在的那个靠海的小山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机械化的耕作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以牛犁耕作的生产方式。土地承包到户后，生产队原先的生产资料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群众手中，而无法拆分而又难以照顾和保留的财产，如牛畜，则干脆给杀了，卖了。
那时候，我住在一个小岛靠海的小山村里，在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远，有一个百十来号人的生产队。在大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身影中，有一个患有“大脚疯”病、别人都叫他“阿华”的老人，每天牵着一头皮毛黄亮的耕牛，在田垄上、在山坡下溜达。“大脚疯”阿华没有结过婚，自然也就无儿无女。他就住在生产队牛舍隔壁的农具仓库里。他象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每天照顾着生产队里的耕牛。每逢农忙季节，他会赶一天的路，从大老远的山坳溪坑里割来最鲜嫩的草料来喂他的牛，夜里他总会烧一大汤锅的水，凉到刚好喝的温度，给牛喝。他说给牛喝烧开过的凉开水会使牛更健壮。
杀牛的前一天，有人看见“大脚疯”阿华一大早就将牛牵到了河对岸，坐在一个土墩上，偷偷的在流泪。当晚，他给和他相伴了十多年的黄牛烧了最后的一锅开水，解下缰绳，在牛舍里怔怔地坐了一夜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牛拉到牛舍外的晒场上时，他还怔怔地坐在牛舍里一动没动。被按倒在地的牛很通人性，似乎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遭遇，它奋力地站了起来，不肯就范，并不甘心地左右甩着头，朝着破旧的牛舍不住地“哞——哞——”地呼唤着它的主人。这时，“大脚疯”阿华被大家请了出来，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人“请”。“大脚疯”阿华一出来，黄牛就不再挣扎和叫唤了。阿华在牛头上抚摩了又抚摩，而后拍了拍牛头，黄牛很听话地前膝跪地趴在了晒场上。阿华满是水疱的嘴唇喃动了几下，但是没有说出话来，他在牛头上又拍了几下，慢慢地转过身去，走了。
这以后牛没有再挣扎，也没有再叫唤，不管是被人先锯断牛角还是后来被屠刀割断喉咙，它都没有再动一动，直到它流完最后一滴血，无力地垂下了眼睫，才将头靠到了已经被血染得鲜红的晒场泥地上。“大脚疯”阿华绝望地离开晒场后，我看到它的双眼一直朝着“大脚疯”阿华离去的方向看着，在被人们按倒在地开始锯牛角时，我惊诧地发现一滴大大的泪珠透过牛眼的睫毛渗了出来，“啪嗒”，刚好滴在了晒场地上的一簇小草上。在被屠杀的整个过程中，这头黄牛一直在无声无息地流淌着眼泪，我看到它满眼是哀怨而无助的眼神，深深地写满了对生命的渴望，其中一些无比沉重的内涵令我至今也无法用文字进行表达。面对如此哀伤的眼神，我知道那一刻给我的震撼，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了。
后来，生产队将一部分牛肉分给了社员，但是当时据说许多户人家都没有吃，而是悄悄地把牛肉给掩埋了，老婆婆们都说”罪过,罪过”，毕竟那是朝夕相处了十年之久的一头牛啊。生产队的牛给杀了以后，“大脚疯”阿华由于无依无靠，正式被确定为“五保户”。但是“大脚疯”阿华象是蒸发了似的不见人影。直到半个多月后，当“大脚疯”阿华的尸体在另外一个岛屿的海滩上被发现时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头黄牛的一根缰绳。
